1947年11月，中共南川县委利用各乡(镇)长和乡民代表改选的时机，指示各地党员、积极分子以社会身份参加竞选，以控制乡保政权，更加有利于地下党的活动。各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先后控制了文凤、合溪、小河、德隆、元村、石墙、冷水关、神童等乡、保武装，为保护各地党组织和来往共产党员的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控制文凤乡政权 　　文凤乡离县城约20华里，是解放战争时期南川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当时，国民党宪法规定，乡长3年一选举。1948年4月，中共南川县委派张承佐竞选文凤乡长落选，中共南涪工委书记李治平抓住周寿昌是新任乡长，必定重新组织乡公所的班子的时机，派与周熟悉的中共党员符自新打入文凤乡公所任乡队附抓武装。 　　符自新根据县委指示，一面对乡公所的一般职员和乡丁进行形势、前途教育，并用落选乡长鲜受伯强占民妻、毒打穷人的活生生的事实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逐渐把他们争取过来;一面又利用乡长信任他，设法将那些难于驾驭的乡丁撤换掉，换上贫苦有觉悟的青年农民为骨干，推选可靠人士担任保长和保队附。地主田谷承是四保保长，兄弟三人都很反动，其弟田贵安与县警察局长是拜把兄弟。田谷承仗势凌辱乡民。更不利的是，中共南川县委书记向国灵的家就住在该保，李治平等人经常在他家出入，研究工作，这就引起田谷承的怀疑。县委决定清除这个祸害，于是，发动该保农民罗声智等人检举田谷承日嫖夜赌，贪污受贿，鱼肉乡民的罪行。周寿昌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下，撤了田谷承的保长职务，新任命符自新推荐的向华文(向国灵的叔父)为四保保长。 　　文凤乡这个据点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南川特务头子郝汲澄、童安循，重庆特务周介桥等到文凤乡探询向国灵、吴秋帆等的情况，企图一举破坏地下党组织。县委指示符自新密切注意郝汲澄等人的动向，特务不但未得到一点把柄，且还被地下党掌握了他们的全部底细。1949年初，驻南平的国民党部队一个团，召集附近的乡长到南平组织“军民联防”的所谓除奸活动。并派一个侦察排到南平、文凤、南川一带公路线上搞秘密侦察。还以一个班突击侦察符自新。由于党组织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提高了警惕，及时采取措施隐蔽，党的秘密组织丝毫也没有暴露。1949年夏，通过统战渠道，得知特务手里有向国灵等10多人的黑名单，符自新就巧妙的寻来6张“国民身份证”，使向国灵等安全转移。

　　 　　一、农民开展“三抗”斗争 　　1947年秋，中共南川县委安排一批共产党员深入到川黔边区的金佛山周围、南涪边境和川湘公路沿线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粮、抗丁、抗税的“三抗”斗争。 　　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制订二五减租法(按原交租额减少25%), 但并不准备实施。中共南川县委利用“二五”减租政策，开展合法工作，切实实施减租。县委派共产党员石德宣、符自新等在文凤乡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把以打猎为名的山王会改为农民会，组织妇女参加木兰姊妹会、生期会等向地主要求减租。各会统一立下规矩：1.坚决实行二五减租;2.农民互不夺佃;3.打官司互相出钱，互相帮助。佃户陈炳云向地主唐元德减租30小石，唐向县政府告状，县政府派警察去抓陈炳云。农民就将陈隐蔽起来，并拿着《二五减租法》质问唐：“为什么不让减租?”“为什么违抗国民政府法令?”问得唐哑口无言。1948年秋，文凤乡普遍实施了“二五”减租，农民获得了实惠，同时增强了团结起来同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49年春，南川农村发生饥荒，而绅户有粮不卖不借，城镇粮商囤积粮食，粮价飞涨，广大农民面临饥饿。中共合溪区委发动五崇坝、李坝溪等地农民90多人到绅户王焱林家借粮，遭到王的拒绝，农民只得强行借粮。他们打开粮仓挑走黄谷7000余斤，写下秋后头利一并还清的借条。党组织还在元村、新场、鱼池垭口、风门等地发动农民百余人，到绅户赵成应家打开两间谷仓，背走黄谷7000余斤，留下借条。元村乡参加借粮农民390人次，借粮20000余斤。在抗租抗粮斗争的推动下，石墙、松桥、德隆、小河等乡也发生了向绅粮强行借粮的事件。农民强行借粮的行动使国民党南川县政府十分惊恐，电令“各乡镇长，速加防范，严为制止。倘若有违犯之徒，准于逮送县府，依戒严法论罪。”但县委已控制的乡、保武装，拒绝执行县政府电令，保护了强行借粮的广大穷苦农民。 　　1948年夏，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令各县征兵，征不到就抓。南川各乡、保长带着乡、保丁下乡抓壮丁。南川诗人古承铄在《綦江河》一诗中，描绘了当时抓壮丁的情景：“保甲长如虎狼，明拉暗套想尽方，日夜提防日夜怕，白天躲洞，夜里锁上房。太平的日子不长久，谁知又要抓壮丁!去年才把鬼子打，今年又去打谁人?为谁打仗为谁苦?为谁抛妻别父母?为谁离家当炮灰?为谁丢下田和土?”是年12月，国民党四川省军政管区司令部再次令南川县政府征收壮丁2695人，县兵役科将任务数扩大两倍，令各乡镇长征兵。中共南川县委及时组织青年抗丁队，反对征兵打内战，积极开展抗丁斗争。合溪、元村、德隆、石墙、松桥等乡党组织，发动青年采取硬抗、逃避、躲藏等办法抗丁。还有的青年为抗拒征兵不惜自残右手中指、食指。1949年春，元村乡长带领一批乡丁到铜罐知抓走青年毛治合，在押往南川县城途中，共产党员向辉旭带领抗丁队员20多人，到风门垭口拦截成功。这样，南川县政府1949年实征壮丁仅完成应征数的21.2%。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庞大，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滥发纸币，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之强派苛捐杂税，激起人民的愤怒。中共南川县委在领导“三抗”斗争中，对国民党多如牛毛的捐税，发动各界人士采取拖延、逃避、转移等办法抗交。文凤乡春季的税款拖到冬季才缴纳，一年少交税金法币1亿元。民主人士、南川商会会长黄雁宾，说服一些坐商向县税务部门报停业，暗中则担货下乡销售，逃避征税法币8000万元。1949年10月，南川县政府向合溪乡派捐税法币3000万元，抗捐队巧妙将捐税转嫁给大绅户。通过抗捐斗争，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南川“三抗”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打击了国民党封建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暑假，县教育科在简师校举办小学教师培训班，向国灵以县督学名义抽调共产党员或进步教师参加学习。国民党县党部秘书郝汲澄插手班委会人选，企图安置亲信，在教师中发展国民党员。向国灵与进步教师杨景涟、宋德胜商议，暗中串联学友，选举杨景涟、宋德胜为正、副班长，挫败了县党部扩大组织、控制教育界的目的。教师培训班为县委在教育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乡、保学校，成为党的义务宣传员，扩大了党的影响。 　　1948年秋，道南小学教务主任赵瑞征将《观察》杂志的《共军三路入川图》画在黑板上，利用星期六下午周会课给学生讲解时事，被县特委会侦知。次日晨，郝汲澄、唐心一等特务到道南校，指图质问校长徐自新“是谁绘制的”，徐自新说“是我命学生会主席按照《观察》杂志上的图样描摹的”。郝汲澄又问“作何用?”徐自新回答：“昨天下午是周会，我向师生报告时事，有此图样，便于讲述。”唐心一、郝汲澄指责说：“你身为校长，竟这样糊涂，共军的‘军’字为什么不改成‘匪’字呢?”徐自新持《观察》杂志，向县长沈永祥和县参议长罗芷芳作说明，县长以其“忠厚无知”，作宽大处理。后来，师中校、道南校师生还先后开展了反对迫害学生创办的《北极熊》《烛炬》等壁报的斗争。 　　三、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南川县一度推行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管、教、养、卫”和“勘乱建国”的党化教育，引起师生不满。师中校学生在示威游行中高呼“我们要读书，反对打内战”“打倒内战罪魁祸首”等口号。女中第十班学生在周荣兴领导下，罢课达10余天，惊动了县党部和警察局。校方挂牌开除十班女生，并出动20多名警察包围学校，四处搜查抓捕肇事者和学生，但毫无结果。 　　1947年秋，共产党员胡晓风在道南中学任教导主任，教学生唱《菜里少放一点盐》《还是地下好》《山那边哟好地方》《孩子们的歌》《反对打内战》等歌曲，启发青少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1949年春，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只得在长江以南组织防御，并鼓吹建立南北朝、隔江而治的谬论。1949年3月12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利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准备发表“勘乱救国”演讲。道南校共产党员余兆楠与几位教师密商，决定见机行事，使其阴谋不能得逞。道南校各班自治会书写“纪念总理逝世，要认真实行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认真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建国方略”“拥护二五减租，认真办学”等标语，张贴在校内外和县城街道墙壁上。机关职员、街道居民、城郊农民数千人聚集北较场，各校师生按照通知时间，准时到达北较场参加纪念大会。9时已过，大会主席台上寥寥数人，主持人罗体璋、李能芳等未按时到会。群众哗然，民情激愤。道南中学一位学生突然高呼：“不按时开会，无人主持，我们走了!”童军教官张仲良口哨一吹，全校师生整队离场回校。此时，罗体璋方姗姗而来，急叫“转来”，斥责道南中学不遵守党纪国法，声言要严加惩处，停办道南校。罗体璋之父罗芷芳说：“道南校师生固然有错，但不按时开会责任又属谁?道南校成绩昭然，谁敢停办?”嗣后道南校校长韦稚吕与罗芷芳联系，在财务董事周怀澄家设宴，招待县党部、县政府、法院、警察局等头目，作陪致歉。法院传讯教师韦安宅，以查无实据取保释放，童军教官张仲良亦未被追究。

　　 　　金佛山下的半溪河穿过县城，汇入石牛河。跨过半溪河的南门桥前面，屹立着一座鳌头峰，这里是南川儿女的“文化摇篮”——先后为隆化书院、第一高小、简师、县中、师中校、简师附小、南极中心校所在地。 　　一、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 　　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为了内战的需要，大肆勒派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引起物价飞涨，教职员工生活极端困难。4月1日，县委发动文凤乡教师在《南川日报》上发表《文凤乡各校教师呼吁：教师伙食无着落，吊起铁罐做钟打》一文。各路教师纷纷涌进县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教育科长刘垂辅不学无术，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克扣教师工薪黄谷等行径。县教育会召开全县教师代表会，一致决议实行罢课请愿。将教师分为南、北、东三路，组织教师、学生队伍轮流进城示威游行，并邀请县议员、《南川日报》记者和各机关代表在仁社图书馆召开座谈会，说明教师罢课请愿理由，要求提高工资。为平息事态，县参议会决议增加一月的工资，令各乡公所补助每个教师大米3斗5升。轰动全县的教师“反饥饿、争温饱”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6年秋，国民党县政府以经济困难为由，停拨四川省立南川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的公费口粮，引起广大师生不满。中共南川县委决定以师五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带领师中校400余名同学进城示威游行，高呼“我们要吃饭”“反对打内战”“我们要生存，反对克扣师生口粮”等口号，张贴“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等标语和漫画。县政府迫于广大师生、群众的压力，如数拨给师范学校师生的口粮，还罢免了县教育科长刘垂辅。 　　1948年夏，共产党员金全铸发动教师杨治林、学生鲜文福等创办油印小报《清道夫》，揭露师中校贪污学生伙食费、训育主任王承杰侮辱女生等丑行。校方即挑起校友会声讨《清道夫》，妄图反攻。师生们宣布罢课，与学校当局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迫使校长下台、王承杰离县，师中校又一次取得反迫害、争温饱斗争的胜利。 　　二、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 　　1946年2月，重庆较场口事件消息传到南川，向国灵与直七院院长杜彦桐商议决定，组织马鞍山直七院师生开展示威游行，高呼“严惩打人凶手”“坚决要求政府切实执行政协决议”等口号，打响了反迫害、争民主的第一炮。4月8日，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时，不幸在山西省黑茶山遇难。直七院师生召开追悼大会，向国灵宣读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四八烈士遇难消息》，师生员工们哀痛万分。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代表6000余人到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南川学校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国民党南川县特委会情报组长唐心一到师中校兼课，任命特务王承杰为训育主任，对学生作文、壁报、言论进行监视，强化对简师校的控制。师五班学生以谭振武为首创办《三六画刊》，贴出讽刺当局的漫画，被勒令停刊，又办了《三六级刊》《郁雷》等刊物，刊登揭露学校当局贪污腐化、压制民主的文章。1947年秋，师七班组织了春普文艺社，创办《春普文艺》壁报，刊出张正邦写的《天将晓》一文，遭到训育主任王承杰压制，勒令停刊，并开除主办人的学籍，激起师生的愤怒而举行罢课斗争，迫使校长张挺猷宣布王的处理作废后学生才复课。

　　 　　二、成立各区区委 　　1948年，中共南川县委先后派员深入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乡、保发展共产党员，于1949年春建立了各区委和支部。 　　中共合溪区委。1948年春，县委派共产党员谭振武到合溪小学任校长，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吴发盛经向国灵安排，扮成小商，挑着烟、盐担，经小河坝，过桐梓、狮溪、水坝场到合溪，由刘永祥留在家中做火炮。谭振武、吴发盛分别在知识青年和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是年秋，因翻印、邮递《挺进报》，引起国民党县特委会怀疑南川城内有“异党”活动。县委于是调石德宣到川黔边区的元村小学教书，与谭振武、吴发盛联系，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1949年春，共产党员陶淑恒、黄文芳和周静淑、从重庆监狱营救出狱的刘碧忠分别到合溪、元村小学任教。从1949年2月，建立中共合溪区委，谭振武任书记，吴发盛、陶淑恒为委员。4月，刘碧忠病重吐血，请医诊治时医生发现刘戴过手铐。消息传到县城，县特委会清查刘为何人介绍，牵涉到向国灵等人。县委立即交换干部，将刘天正、陈志明、徐中文、叶竟成分别隐蔽到元村、合溪、小河担任区委领导。将吴发盛转移到石墙，陶淑恒、黄文芳、周静淑分别离开合溪和元村。从1949年11月起，中共合溪区委正式领导小河、德隆、合溪、田垭、大火地、陶坪、铜罐知和黔北正安县新洲等地的党组织和党员。 　　中共石墙区委。1948年3月，在南涪边区从事武装斗争的高枫发展徐中文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高枫将徐中文的组织关系转到南川县委。徐中文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49年春，共产党员刘隆华(女)、陈志明、赵瑞征等到石墙乡活动。4月，成立中共石墙区委，书记陈志明，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徐中文，宣传、统战委员赵瑞征。7月后，石墙区委负责人先后是吴发盛、周韦等人。下设沙窝、松桥、铁村、石墙、桐子林、庄土屋基层党组织。 　　中共城区区委。1948年5月，县委派共产党员刘天正联络县城及附近共产党员，于1949年6月建立中共城区区委，邱运才任书记，韦伯羽、聂怀臻、陈铃辉分别负责统战、工厂和青年特支工作。 　　从1948年春到1949年夏，县委还先后建立了中共万盛小学、元村、平儿院、水江小学、冷水关、兴隆、太平、青年特支、巴县一品场等直属支部，有共产党员350多人。 　　面对国民党军、警、特的种种迫害和镇压，南川县委和各区委组织各地党员，利用合法身份站稳脚跟，不失时机广泛深入地领导和开展学运、农运、工运、妇运等活动，适时调整斗争策略，扩大统一战线，打击县党部、县政府和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斗志，为南川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一、成立中共南川县委 　　1945年春，中共巴县中心县委委员、綦南工委书记李治平在南方局学习后重返南川，先后在石墙、简师附小、道南中学校任教，从事革命活动。暑假，李治平与共产党员向国灵接上组织关系。年底，共产党员石德奎遵照党组织决定，从巴县小观乡回到南川，经向国灵介绍到简师附小任教员。 　　1946年1月，中共南川县委在文凤乡红鹤嘴秘密成立。李治平兼任县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向国灵任副书记，侧重负责直七院、简师校和兼顾农村工作;石德奎为委员，负责办好附小，以便站稳脚跟。成立会上，县委分析国内形势，研究确定工作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勤”“三化”政策;办好学校，巩固工作阵地;以川东师范教师、简师校学生特别是师五班、师六班、师七班贫苦学生为重点，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农村工作以文凤乡为党的活动据点;注意产业工人的培养和教育。之后，县委通过研究教学、讨论时事、学习书报、个别交谈、互相谈心等形式秘密慎重地发展共产党员。 　　1946年，根据蒋介石“戡乱建国”纲领，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致力于反共内战，镇压革命。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成员被迫撤出四川。9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指示各地党组织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南川县委将共产党员安排到万盛至水江镇的川湘公路沿线，川黔边区的小河、德隆、元村、合溪等乡，南涪边区的冷水关、石墙等乡，以教职为掩护，以学校为立足点，逐渐向农村发展。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在重庆柏子巷会议上决定，将南川、涪陵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涪工委，书记李治平、委员刘渝明。1948年4月，南涪工委决定，李治平不再兼任南川县委书记职务，县委书记由向国灵担任。向国灵将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川湘公路沿线场镇，先后发展文凤乡小学教导主任赵瑞征、教育科视导员张承佐等人入党。为了安全起见，县委将集会地点经常安排在文凤乡红鹤嘴向国灵家进行。为了便于接洽，还在文凤乡田家桥吴瑞清铁炉、邮政代办所、城内西门面馆、东街利民书店、宏仁诊所等处设立秘密联络点，党内信件经文凤乡邮政代办所转交给县委领导，外地党员在铁炉接洽，经地下交通员吴瑞清引路与向国灵联系。 　　1948年，因为《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造成川东党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8月，共产党员吴秋帆(化名张扬东)由丰都转移到南川，任中共南川县委委员，以马鞍山小学任教为保护，与向国灵、石德宣、符自新等在文凤乡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斗争。 　　华蓥山起义失败后，1949年3月，共产党员刘隆华经中共川东临委派来南川担任县委副书记，向县委成员传达华蓥山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县委决定停止大型武装斗争，建立小型的游击队、武工队、自卫队、校警队，掌握控制乡、保武装，保护各地党组织和往来共产党员的安全。 　　1949年夏，县委书记向国灵暴露，经组织安排转移到黔北凤岗县。南川县委书记先后为刘隆华、吴秋帆，县委委员有余兆楠、胡正兴等。

　　 　　抗日战争爆发前，南川是川湘公路线上、川黔边区的重要商埠和交通要道，人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从1939年1月起至1941年8月，日本空军先后九次对南川城乡进行轰炸，县城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为报仇雪恨，南川儿女踊跃参军抗日，积极捐款捐物慰劳前线将士。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日机轰炸南川城乡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出动大批轰炸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同时对重庆附近城市进行轰炸。南川上空成为日本飞机从湖北空军基地起飞后往来重庆的必经航线，在日机轰炸重庆的往返途中，日机或试探、或卸重、或盲目投弹，曾数次将炸弹投到南川城乡。1939年夏，日本特务向日本海军航空司令部密报中意飞机制造厂迁到南川县城南部九洞桥，谎称“月产飞机20多架”。更引起日本海军航空司令部的重视，多次派遣轰炸机企图轰炸飞机制造厂。但由于九洞桥难寻(日寇以为九洞桥很大，却不知是一块大田有九个“田缺”的戏称)，海孔洞外树木掩映，日机未能找到飞机制造厂，南川县城便成了轰炸目标。 　　1939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一)上午11时50分至12时10分，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南川县城，造成建县以来的最大损失。这天正逢场期，天气晴朗，加上赶场人员，城内聚有民众1万人以上。上午11时45分，警钟齐鸣，人潮拥挤，流向各路。空袭警报发出15分钟内，18架日机排成米字型飞临县城上空，盘旋一周后即往县城南部綦江方向飞去。可能是未找到九洞桥，不到10分钟又飞回南川县城，开始低空狂炸。扔下炸弹143枚，其中燃烧弹5枚，顿时县城东街、北街、南街、中和街火光冲天，浓烟翻滚，大火至次日中午方熄。县城一片瓦砾、尸骨横飞，河畔树上挂着残手断足、破衣烂裤，惨不忍睹。据县国民政府11月17日统计，此次大轰炸，炸死民众151人，炸伤142人，炸死牲畜61头，损毁民房821间，270户1000余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折款120多万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6月26日，我方空军在南川上空与日本空军展开空战，击落了日军轰炸机一架，坠落在南川县太平乡。当地人民拾得飞机零件、仪表，报话机等29件送交县政府，后被县政府解送至航空委员会。 　　从1939年10月至1941年12月，日本飞机五次轰炸南川县城，四次轰炸南川乡村，共出动飞机132架(次)，投掷各种类型800磅以下的炸弹651枚，其中5枚未爆，现有2枚存区文化馆。全县被日机炸死炸伤453人、炸毁房屋1799间，直接损失财产235万元。 　　二、南川人民踊跃参军抗日 　　南川各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提出“抗战不分男和女，支持不论钱和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抗日保国”等口号，邀请东北、华北难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烧、杀、抢、掠等罪行。日本飞机数次轰炸南川，给南川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更激发了南川儿女的抗日热情。1938年至1945年间，南川各界知识青年、工人、教师、农民等16887人参军入伍，抗击日寇侵略中国。平均每年向抗日前线输送新兵2100多名。1944年冬，日军进攻贵州，独山失守，湘、鄂西战场国军节节失利，局势十分紧迫。南川县在文庙召开知识青年抗日演讲会，师中校教导主任李兴洲慷慨陈词，表态投笔从戎，博得全场喝彩，168名青年学生当场报名从军。县人任浩若、皮以德、康成忠等，也纷纷放弃学业和优越的家庭环境，奔赴抗日圣地延安，参加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中有583名南川儿女牺牲在滕县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徐州突围、保卫武汉、长沙等战斗中。唐文灿是陆军第五预备师十三团三营七连上等列兵，1941年2月19日在江西省南昌武溪市与日本军作战中，英勇战斗，在战友阵亡殆尽之时独身冲入敌阵连杀3敌，中弹牺牲。李大才，大观人，1943年1月在湖北阴山县张武乡战斗中，英勇善战，冲入敌阵进行肉搏拼杀，敌人胆寒，当即击毙日军数人，终因受伤力竭，寡不敌众，壮烈牺牲，部队为他记功，当地还建有烈士祠，塑铜像供世人尊仰。三泉人李智渊是陆军暂编二十六师二团机枪连连长，历经八年抗战，参加过台儿庄、豫西等战役，机智勇敢，多次从日军包围圈中脱险，1945年8月18日奉令去蒿县办理日军受降事宜时，被日军击中不幸遇难。 　　三、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南川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是后备兵源、粮源供给地之一。为鼓励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无后顾之忧，1938年南川县成立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对出征军人家属发放优待谷和优待金，进行慰问和帮扶。从1937年至1945年，全县慰问抗日将士家属黄谷46140石，慰问现金850.95万元。由于慰劳抗日军人家属扎实，因此知识青年、农民青年参军踊跃。 　　1939年，南川人民向抗日前线提供军粮黄谷3.3万石。八年抗战中，共为前线提供军粮黄谷23.21万市石约2552.54万市斤、碛米2.39万石约261.95万市斤，捐献飞机募款63830元。同时，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1939年8月中国乡村妇女服务队来南川，组织妇女界缝制军鞋821双，募征寒衣款1400元，寄往抗日前线。1943年8月，县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发动女界同胞做青布圆口鞋6000余双，募集现款法币4万元，寄往湖北省恩施长官司令部慰劳湘鄂大捷抗战将士。1945年春，南川各界人士募钱60余万元，购买烧饼、毛巾、白布等物，赠送开赴抗日前线的驻县陆军五十六军及新编十七师官兵。1946年“春节劳军”，每保平均摊派3000元共计28万元，购买肥猪及礼品，赠送十四军第十师驻县城、南平、水江官兵。是年，全县又募集60万元，慰劳黔、桂抗日将士。 　　四、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中国各族军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南川，各界人士欣喜若狂，涌向街头，燃放鞭炮，城乡一片欢腾。8月15日下午2时起，县政府悬挂国旗志庆。9月3日下午5时，南川万余党政军民聚集北较场，参加“南川县党政军民各界庆祝胜利大会”，鸣炮102响，拉警钟3次长鸣15分钟。县长邱挺生报告抗战胜利经过，各界代表登台演讲。当晚，全城举行火把游行，四门扎彩坊，铺户挂彩旗、彩带、红灯，户户檐灯通明，一时间焰火腾空，龙游狮舞，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汇成激流，万人空巷，通宵达旦。如是者三昼夜，盛况空前。

　　 　　一、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迁来南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轴心国结为帝国主义军事同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意飞机制造厂的意方人员奉令回国，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意大利特务向日本空军提供情报，导致日本空军轰炸该厂驻地江西南昌老营房。职工们昼夜拆迁残存设备和器材，由鄱阳湖乘船经武汉至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行营总处派少校副官廖一民前来南川实地踏勘，得知丛林乡海孔洞是古代内陆海遗址，由石灰岩层钟乳石形成的天然溶洞，高18至35米，宽18米，纵深210米，洞壳厚40至70米，光线充足，气象开阔，交通便利，原有海孔洞寺，香火兴盛。遂决定将飞机厂迁至海孔洞。 　　1938年春，中意飞机制造厂更名为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迁至南川县丛林乡海孔洞。在洞内建筑1200平方米的简易车间和一个机身库，海孔洞周围15公里划为“特别警戒区”。工厂设7个处室24个股，还设驻渝修理所、重庆海棠溪办事处、消防队等机构。全厂有职工1200多人。1939年至1945年，该厂曾在丛林、南平、文凤、北固、西胜、水江、万盛等乡，招收知识青年100多人当工人，南川党组织安排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考入该厂，成为县内较早的产业工人。 　　飞机制造厂迁南川后，从美国进口发动机，由苏联供应仪表、物资，运重庆转送至海孔洞。苏联专家彼得诺夫和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全厂工人在条件艰苦、生活困难、因陋就简的洞内，仿苏E—16驱逐机，利用美国WASP发动机，制造20多架“忠—28甲”式战斗教练机、10余架H—17中级滑翔机。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专家回国。 　　1942年，在厂长马德树指导下，林同骥、顾光复、陆孝彭等技术员用银松、桦木三层板和美制发动机，自行设计制成“中运一号”飞机，这是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运到白市驿组装，试飞成功。后制“中运二号”，1948年造车试飞。此外，还生产“狄克生”式滑翔机50余架。第二飞机制造厂在南川县海孔洞近10年为抗战事业作出独特贡献。 　　二、党在飞机制造厂的活动 　　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地下党的组织，属中共中央军委系统领导。为有计划地开展党的活动，1939年冬，经中共川东特委安排，海孔洞飞机制造厂工程师、共产党员俞乃禧(浙江省人，曾留学于意大利航空专业)与中共南川特支书记周应培取得联系，双方商定将联络点设在距海孔洞10余华里的南平镇俞乃禧家。中共南川特支派党员王昭余转学南屏中学读书任联络员，以每周星期六或星期日找俞乃禧补习英语课为名进行工作联系。1940年8月，共产党员向国灵在海孔洞飞机制造厂培养了一批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建立了党的活动据点。1940年秋，县稽察所所长程传洛查获海孔洞飞机制造厂有共产党活动情况，秘密向重庆军统局戴笠报告。戴派重庆督察股副督察长刘国宪带领武装警察到南川，逮捕共产党员陈志坚和积极分子刘鸣骥等人，押囚于天主堂。后经俞乃禧等人设法营救，刘、陈先后被释放出狱。 　　1945年，中共綦南工委派中共党员李思源去海孔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隐蔽下来开展党的工作。1946年夏，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回南昌。1949年，国民党决定把这个飞机制造厂迁往台湾时，党组织即发动群众抵制，进步工人龙显奎、余成良、向国桂、向光远等公开拒绝去台，肖祖庭去台湾后很快又跑回南川。

　 　　二、罢教增薪运动 　　1939年9月，南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职员工薪金微薄，且由于县政府的拖欠和层层克扣，生活陷入绝境。10月，中共南川特支发动全县中小学教师，推举代表数十人，张贴标语，大造舆论，向县政府请愿，主张教育经费独立，防止任意挪用、拖欠教师工资，影响教师的基本生活。教师代表与县政府、县教育科展开斗争，迫使教育科将教育经费底细摊开，向教师代表作了交待。 　　1940年3月，在中共南川特支领导下，新任简师校长张秀灵组织成立罢教增薪委员会。张秀灵参加过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思想进步，凡大事都找特支商量，在教育界极负众望。他以南川最高学府领导人身份多次到国民党县政府交涉，又组织县城附近学校百多名教师代表请愿游行，要求每人每月增薪十元。在与参议会会长罗芷芳谈判破裂后，特支书记周应培和张秀灵及时领导全县中小学教师进行罢课，编辑《同情之声》特刊载于《抗日壁报》，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声援罢教斗争。历时一月的罢课斗争，震动了四川省政府。5月12日，省教育厅指令南川县政府补发简师校教育经费和拖欠教师工资77638元，从1940年起全县中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增加一级工资。历时半年的罢教增薪运动取得了胜利。 　　罢教增薪运动的胜利，使南川顽固势力极为不满。他们以所谓“戴谦撕毁国旗案”为突破口，锋芒直指中共南川特支和张秀灵校长，企图借此扑灭革命力量。戴谦是简师校教务主任，作风正派，治学严谨，支持革命，深为学生敬重，在罢教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触怒了顽固势力。县党部抓住戴1940年上期组织学生大扫除时，将报废的一面国旗撕作抹布擦桌一事大做文章。他们操纵几个补考不及格被退学的学生，以“失学学生请愿团”名义，向四川省政府控告戴谦“撕毁国旗，侮辱国体”。这年下期开学不久，县党部书记长亲率一帮歹徒将戴抓捕入狱。中共南川特支组织教育界积极营救，发动学生探监慰问。张秀灵也多次到县府交涉，教育科长倪滋德等进步人士亦为此四处求援。在真理和社会舆论威力下，1940年11月，南川当局将关押29天的戴谦无罪开释。县党部见戴谦获释，心有不甘，遂支持“失学请愿团”再次向四川省政府呈文，控告新任县长杨伯元任职翌日即释放戴谦。四川省省长张群、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联名令县政府重新羁押戴谦。为保护统战人士，南川特支令张秀灵出面礼送戴谦离县，轰动全县的撕毁国旗案方告结束。

　　 　　二、妇女乡村服务队在南川 　　1934年，为倡导国民新风气，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1938年5月，宋美龄将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下设14个妇女乡村服务队，逐县对女同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 　　1939年7月，妇女乡村服务队第二队来到南川(次年1940年6月离开)。指导员先后是杨秀清、黄静汶(中共党员)，队员有30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她们在中共南川特支的配合下，分成3个小队，分别在隆化、南平、水江等地区，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宣传禁烟禁赌，反对买卖婚姻，争取男女平等。服务队分宣传、组织训练、总务、戏剧4个组，向群众进行口头、文字、戏剧等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县城开办妇女工作训练班，从报考的160多人中录取60人，集训一个月，结业后全部分赴农村宣传抗日。各小队在各乡开办妇女和儿童夜校识字班。在沉睡的小山村，报名读夜校的妇女、儿童达700人。妇女班学习识字、珠算、写信、读报、唱歌、妇女工作等，教材由总会发来资料，由服务队编印《抗战读本》，边学边参加宣传、慰问军人家属、制军鞋等工作。为使妇女晚上安心读夜校，队员们白天深入农户，帮助农妇做切猪草、劈柴、担水、抱娃娃，尽量减轻她们负担。一到晚上，妇女们提着灯笼火把，成群结队来夜校学习，风雨无阻，情绪极高。妇女乡村服务队还以识字班为中心，把家庭妇女组成为路过的抗日战士服务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劳动队，并开展摆书摊、演街头剧、编抗战壁报、写慰问信、代写家书等活动。1940年3月8日，乡村服务队联合县政当局召开了南川人民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参加大会的城乡各界妇女人山人海。 　　1939年冬，南川从妇训班学员中推选12人参加重庆妇训班学习，3个月后被分配到妇女乡村服务队工作。她们活动在四川的大足、铜梁、青神、绵阳、宜宾、江津、巴县等地，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直到抗战胜利才告结束。

　　 　　自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南川和全国各地一样，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以致东北沦丧。消息传到南川，群众义愤填膺。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我军奋起抵抗。11月，南川县立第一高小师生章汝霖、蔡炎清等联络道南、隆化、协和学校师生，上街演讲、示威游行、募捐宣传，号召大后方的南川人民声援抗日军队，并将钱物及慰问信寄给抗日部队，开展援绥运动。是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南川各界群众集会游行，高呼“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口号，揭开了抗日宣传的序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川更掀起了抗日宣传活动的高潮。 　　1937年秋，中共党员张述成来南川任道南小学校长，联络进步师生参加重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倡议举办县城学校校际抗日歌咏竞赛，并在道南校、南城校、简师校、石牛溪仁寿阁、平儿院组织读书会，秘密阅读《大众哲学》《社会学概论》《中国的新西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毛泽东自传》《思想方法论》《社会学大纲》《西行漫记》等书刊，使师生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年10月，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受到四川人民的热烈拥护。为赞扬川军将士爱国精神，县各界知识分子组织“九递诗社”(金佛山古称九递山)，以“扬国威、张士气、壮军容、寒敌胆”为宗旨，吟诗150余首，编辑成《送川军出川抗敌将士诗集》，县长陈文藻作序，石印成书，广赠各界。 　　冬，南川北固乡人皮以德从南京大学附中转到重庆联合中学读书，加入重庆救国会。寒假，皮回到南川，积极参与支持城南小学校教师王芳济创办抗日壁报《大家看》，颇受欢迎。 　　1938年夏，张述成发动县立乡村简易师范进步学生康成忠等，组织成立县抗日救亡协会。县简师校、平儿院学生康成忠、鲜文吟、李南力等创办《蚊声》《三人》壁报。协会推举康成忠为联络员，每半年赴重庆学联壁报资料社取资料。随后，简师校创办了《师中校刊》，道南校、平儿院等分别创办了《烽火》《号角》《呐喊》《养时壁报》《蓓蕾》《群众》等抗日壁报。 　　1939年2月中共南川特支成立后，以道南、简师等校为活动阵地，师生为骨干，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歌咏队、话剧队。从此抗日宣传由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发起，继而向全社会传播。4月，南川特支召开党员会，张述成以地下学联关系，通过县府教育科督学张子衡(学联成员)发起召开五一庆祝大会，发表抗日演讲，康成忠带领学生到水江等地沿途书写标语，搭台演剧，使抗日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1939年至1941年，日本飞机先后五次轰炸南川城乡，死伤、毁房无数。中共南川特支利用这血淋淋的事实，编歌曲、演戏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道南校教师李兴洲创作《南川第一次被炸歌》《南川第二次被炸歌》在城乡广为传唱。南川旅外同学在党的影响下组织假期返乡宣传组，办补习学校，培养抗日救亡宣传骨干。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川特支按照南方局和川东特委指示，停止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但设在文凤乡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七分院，继续演出《屈原》《抓壮丁》等戏剧，教唱《松花江上》等歌曲。 　　南川抗日宣传活动实际上是中共南川特支通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传播革命思想的一种方式，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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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8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罗永模在校长会议上布置国民党员发展事宜，由童国希任校长的县立女校没有动静，受到县党部的监视。南川特支安排童转移到重庆市沙坪坝第六中心小学校任校长而避免了迫害。 　　1941年初，王芳济将进步书籍装在一个木箱里，密藏于乌龟石家里猪圈楼上，书籍落出，其母将书拿给邻居看，被发现是共产党的书。此事传开，王芳济身份暴露，惊动警察机关。党组织立即安排王芳济转移到重庆，更名王晓晴。南川特务到重庆到处打听王的消息未果，王也因此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南川特支采取“转地不转党，平行党组织，不打通党员横向关系”等方式，将暴露的共产党员王昭余、蔡舞庭等转移到重庆、江北、江津等地隐蔽。中共川东特委将重庆、綦江、石柱等地的共产党员李思源、刘岱云、申静思、陶淑恒(女)、贾唯英(女)、白仲山、王雪樵、谭紫光、张亚生、谢薇若(女)、周萍(女)、钱云仙(女)、李文俊等人转移来南川，分别隐蔽到道南中学、平儿院、马鞍山保育院、海孔洞飞机制造厂、南屏旅谊中学等机关和学校任教任职，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由于南川特支认真执行“隐蔽精干”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政策，严格自觉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使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未遭敌特破坏。 　　1940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派联络员杨宁召集南川、綦江党组织负责人，在綦江县石角镇成立中共綦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罗恩源，组织委员周应培，宣传委员夏淑勤，联络员杨宁。从此，中共南川特支隶属綦南工委领导。綦南工委将南川、綦江等地党员联系起来，加强相互合作和支援，扩大了党的影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地下党负责人会议时，发现有特务跟踪，便通知带有綦南工委部分党员名单的同志分散隐蔽。南川特支书记周应培接到疏散党员的紧急通知后，将后圃女校校长职务委托给教导主任代行，以去重庆就医为名骑自行车“旅行”至綦江石角镇、东溪。綦江党员罗恩源等则转移到南川，隐蔽到罗洞坪、木凉云都寺等地。直到重庆告知平安无事消息后，罗恩源等才返回綦江。 　　1941年12月，国民党南川县党部扬言逮捕周应培，中共重庆市委调周到江北檬子园小学任教。中共川东特委巴县中心县委委员李治平接任綦南工委书记，来南川平儿院以任教为掩护，直接领导中共南川特支工作。

　　 　　一、中共南川特别支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春，中共党员、重庆学联成员、云阳人张子衡，经南川人周游介绍来南川任县教育科督学。张子衡与一批进步师生接触后，介绍县立乡村简易师范进步学生康成忠【康成忠(1920-1998年)，后改名陆石，著名作家、书法家。1938年4月奔赴延安，毕业于延安鲁艺。解放后历任中国公安部政策法律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秘书长，中国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城南小学校教师王芳济等加入重庆学联。秋，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云阳人张述成回到四川，处理云阳县工农武装暴动的善后事宜。后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到南川，筹备恢复南川党组织。张述成经张子衡、周游引荐任南川道南小学校校长。 　　是年12月，中共重庆市工委成立，书记漆鲁鱼，以重庆为重点清理各地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1938年6月，鉴于重庆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共中央长江局将重庆市工委改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1938年1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撤销，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共川康特委和中共川东特委，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 　　1938年10月，康成忠赴重庆向漆鲁鱼汇报南川抗日宣传活动情况，由张青鹤介绍入党。不久，鲜文吟加入中国共产党。冬，张述成向漆鲁鱼建议南川封建势力较大，自己是下川东人，语音不同，敌特易于发现，应派南川籍的党员回县，利用社会关系发展共产党员，恢复党组织。 　　1939年初，中共重庆市委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黄亦仁派川东师范特支书记周应培回南川，主持党组织重建工作。周应培首先到道南小学与张述成接洽，传达重庆市委在南川建立特别支部的指示，并与康成忠、鲜文吟接上组织关系，发展王芳济为共产党员。2月25日，周应培召集康成忠、鲜文吟、王芳济，邀请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返县的唐珍民，在南城外金家湾坟旁石滩上开会，为鲜和王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宣布成立中共南川特别支部委员会。因周应培在川东师范读书尚未毕业，又任该校特支书记，经过酝酿讨论，推选王芳济任中共南川特支书记，康成忠为组织委员，鲜文吟为宣传委员。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国民党政府由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阶段。 　　1939年3月，中共南川特支首次支委会在花坟山秘密召开，会上学习南方局的指示，决定以简师校师生为重点发展共产党员，以办好壁报和教唱抗日歌曲为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康成忠在简师二班的进步同学中，组织读书会，开展抗日宣传，采取与同学谈思想、议形势、讲述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传阅读书心得等方法，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蔡舞庭等为共产党员，成立中共简师支部，书记康成忠。 　　1939年4月，童国希回南川任县立女校校长，兼任中共南川特支领导，负责妇女和统战工作。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将县立女校与简师校的女党员组成中共后圃女校支部，童国希任支部书记。 　　同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周应培按川东特委指示回县，领导中共南川特支工作。8月，康成忠、鲜文吟、李南力奔赴延安。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南川人还有任浩若【任浩若(1916-2008)，南川兴隆金花村人，1937年底奔赴延安，毕业于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曾郑州炮校校长(副军级)等职。】和皮以德【皮以德(1919-1989)，南川北固人，1938年4月奔赴延安，毕业于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曾任中央农垦部政治处长、云南农垦局干部学校校长等职。】等，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共南川特支改选，书记周应培，组织委员童国希，宣传委员王芳济。中共简师支部书记蔡舞庭，发展向国灵等为共产党员。 　　南川特支将南方局、川东特委、巴县中心县委经地下交通线寄来的学习资料、书籍，如油印的毛泽东《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凯丰的《新民主主义论》《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统一交给王芳济保管和传阅，党员学习后写出心得体会，定期检查学习效果。还以招收补习生的名义，先后在报恩寺、北城校、卷洞门等地，对党员和建党积极分子进行短期培训，学习抗战以来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要求组织工作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利用公开和合法的手段开展抗日宣传，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9月，县立中学与简师校合并，简称师中校。学生会主席向国灵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编辑《师中校刊》，刊登《闹粮荒》等文，揭露石莲、神童等乡苛捐杂税逼得农民饿死的惨状，被国民党县党部下令查封。 　　南川特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县党部怀疑。县特委会稽查所长程传洛认为唐珍民从延安回乡是为了发展共产党组织，于是令特务冒充“共产党员”或谈“恋爱”与唐接近，因没有暗语而被识破阴谋，特务就写恐吓信诬蔑、诽谤和攻击唐珍民。为此，南川特支安排唐去重庆隐蔽。 　　1940年春，中共川东特委联络员欧阳宁来南川考察，听取周应培关于党的工作情况和向国灵关于简师校活动情况的汇报，传达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政策转变提出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方针，以及南方局根据重庆和下川东一些党组织被破坏和学员被捕情况作出的“一般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要慎重;对党员进行单线联系;对暴露的党员火速转移;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和纪律”等指示精神。周应培提出“铁的封口，血的团结”等口号，坚决执行单线联系、接头暗语、准时定点赴会制度。南川特支停止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停止发展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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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剿杀革命 　　石牛河红军游击队组织逐渐壮大，队员发展到60多人，下设3个小分队。1930年4月26日晚，红军游击队举行第三次武装游行。由于声势过大，队员向泽廷泄密，石牛河支队被鸣玉、冷水关伏军包围。4月27日，区长孙秉权派兵到卓家桥干河沟逮捕汪锡镛，押至鸣玉乡严刑拷询，打断汪一只脚，汪仍未吐一字。4月28日，孙兵押汪至县囚监。汪因脚断难行，在冬笋湾被兵枪杀。士兵从汪衣袋内搜出一本日记，内有游击队领导人员的姓名，孙上报至县政府。县政府即派兵持县长名片请陈范畴议事。陈到后即被扣留收监，当晚陈的两位警卫员被拷问，拒不吐实情，被打得皮开肉绽，囚于县监狱。县长刘焕坤与驻军团长白新仁调驻军和团阀张茂春、冷水关民团赵海州1000余人，分路抓捕游击队员。北路大队长唐茂国在石牛溪抓捕王利彬，范少云抓捕刘祯祥，张茂春、赵海州等率民团分别在丰岩、石墙、半溪沟、北固、水江等地，抓捕游击队员安怀三、王京选、卓云程、丁汉香等60余人，囚押在县改良监。 　　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到勇敢的共产党人。5月1日，中共南川县委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刻印“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勒派苛捐杂税”“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平均地权”等标语传单，由学生陈怀三、安怀三等带到黄泥堡、乌龟石、鸣玉场、石牛溪等地张贴。传单轰动城乡，南川人民奔走相告。5月2日上午，县长刘焕坤、驻军团长白新仁带兵一个排，到南川公学收缴共产党传单。他们令师生集合后，特务们在办公室、教室、宿舍翻箱倒柜，检查书籍、作业本、备课簿，寻找有关共产党的言论。仅凭在备课簿、作文中有涉及共产党的字句，便逮捕了教师黄志良、学生唐文质等人。此时，陈怀三外出张贴标语、传单归来，在龙济桥上发现校园内一片沸腾，急将身上未贴完的传单、标语塞入墙孔中。6月，众兵又去南川公学逮捕教师李能芳。校长张祥雄因其父与教育局长罗芷芳关系较好，故未被捕。罗芷芳奉令宣布解散南川公学。 　　1930年5月20日，陈范畴、王利彬、刘祯祥从县政府大门至西门外蒿芝坝刑场途中慷慨激昂，沿途高呼“打倒割据专横的军阀”“打倒劣绅”“打倒封建团阀”“复兴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后英勇就义。1930年夏，游击队骨干、农研会会员袁明德、余跃渊、余元吉无法继续留在重庆部队当兵，装扮成商人去黔北道真县三元场，被当地恶霸肖占云暗杀于黄泥洞。以“共党暴动案”被捕的黄志良、安怀三、王京选、卓云程、丁汉香等60余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至10年，少数被暗杀于狱中。直到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南川时，最后一批囚监人员从被炸垮的监狱内逃出。1931年10月，中共党员李灿被团阀枪杀于石牛溪。1932年春，中共南川县委书记陈问绪赴渝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在重庆两路口被叛徒熊三丈出卖被捕，囚于巴县反省院。抗日战争时期，陈出狱到山西参加牺盟敢死队，后在山东与日军作战时阵亡。1933年1月，谢德璋从巴县杨柳场回家经太平场时，被团阀张筱银发现，派兵抓送囚于县监狱。2月1日谢德璋英勇就义。10月，南川清共委员会派北路游击大队长逮捕李德俊，押至蒿芝坝枪杀。 　　南川红军游击队作为四川二路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了历时半年多的武装斗争。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以及红军游击队在筹建过程中保密不够、队员不纯、叛徒告密等影响，南川红军游击队在军阀、团阀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陈范畴等革命烈士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活在南川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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