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开展“三抗”斗争

　　1947年秋，中共南川县委安排一批共产党员深入到川黔边区的金佛山周围、南涪边境和川湘公路沿线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粮、抗丁、抗税的“三抗”斗争。

　　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制订二五减租法(按原交租额减少25%), 但并不准备实施。中共南川县委利用“二五”减租政策，开展合法工作，切实实施减租。县委派共产党员石德宣、符自新等在文凤乡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把以打猎为名的山王会改为农民会，组织妇女参加木兰姊妹会、生期会等向地主要求减租。各会统一立下规矩：1.坚决实行二五减租;2.农民互不夺佃;3.打官司互相出钱，互相帮助。佃户陈炳云向地主唐元德减租30小石，唐向县政府告状，县政府派警察去抓陈炳云。农民就将陈隐蔽起来，并拿着《二五减租法》质问唐：“为什么不让减租?”“为什么违抗国民政府法令?”问得唐哑口无言。1948年秋，文凤乡普遍实施了“二五”减租，农民获得了实惠，同时增强了团结起来同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49年春，南川农村发生饥荒，而绅户有粮不卖不借，城镇粮商囤积粮食，粮价飞涨，广大农民面临饥饿。中共合溪区委发动五崇坝、李坝溪等地农民90多人到绅户王焱林家借粮，遭到王的拒绝，农民只得强行借粮。他们打开粮仓挑走黄谷7000余斤，写下秋后头利一并还清的借条。党组织还在元村、新场、鱼池垭口、风门等地发动农民百余人，到绅户赵成应家打开两间谷仓，背走黄谷7000余斤，留下借条。元村乡参加借粮农民390人次，借粮20000余斤。在抗租抗粮斗争的推动下，石墙、松桥、德隆、小河等乡也发生了向绅粮强行借粮的事件。农民强行借粮的行动使国民党南川县政府十分惊恐，电令“各乡镇长，速加防范，严为制止。倘若有违犯之徒，准于逮送县府，依戒严法论罪。”但县委已控制的乡、保武装，拒绝执行县政府电令，保护了强行借粮的广大穷苦农民。

　　1948年夏，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令各县征兵，征不到就抓。南川各乡、保长带着乡、保丁下乡抓壮丁。南川诗人古承铄在《綦江河》一诗中，描绘了当时抓壮丁的情景：“保甲长如虎狼，明拉暗套想尽方，日夜提防日夜怕，白天躲洞，夜里锁上房。太平的日子不长久，谁知又要抓壮丁!去年才把鬼子打，今年又去打谁人?为谁打仗为谁苦?为谁抛妻别父母?为谁离家当炮灰?为谁丢下田和土?”是年12月，国民党四川省军政管区司令部再次令南川县政府征收壮丁2695人，县兵役科将任务数扩大两倍，令各乡镇长征兵。中共南川县委及时组织青年抗丁队，反对征兵打内战，积极开展抗丁斗争。合溪、元村、德隆、石墙、松桥等乡党组织，发动青年采取硬抗、逃避、躲藏等办法抗丁。还有的青年为抗拒征兵不惜自残右手中指、食指。1949年春，元村乡长带领一批乡丁到铜罐知抓走青年毛治合，在押往南川县城途中，共产党员向辉旭带领抗丁队员20多人，到风门垭口拦截成功。这样，南川县政府1949年实征壮丁仅完成应征数的21.2%。

　　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庞大，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滥发纸币，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加之强派苛捐杂税，激起人民的愤怒。中共南川县委在领导“三抗”斗争中，对国民党多如牛毛的捐税，发动各界人士采取拖延、逃避、转移等办法抗交。文凤乡春季的税款拖到冬季才缴纳，一年少交税金法币1亿元。民主人士、南川商会会长黄雁宾，说服一些坐商向县税务部门报停业，暗中则担货下乡销售，逃避征税法币8000万元。1949年10月，南川县政府向合溪乡派捐税法币3000万元，抗捐队巧妙将捐税转嫁给大绅户。通过抗捐斗争，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南川“三抗”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打击了国民党封建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