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晓涛

　　1844年，湖南学霸魏崧揣着进士文凭，到四川南川当知县，一当就是十年。谁也没想到，十年后他离任时，上千百姓不仅围着他骂，还将为他立的“功德牌坊”一把火烧了。这便是“火烧牌坊”的由来——剧情反转，比戏文还曲折。要知道，魏崧绝非庸碌之辈，《南川县志》称他“博学多通，九流百家，下至曲艺、贱工、杂技，传授源流诀要，靡不洞晓”，通俗说来，便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连街头杂耍的门道都一清二楚。可为何最终落得如此下场?还得从那个“糟心”的时代说起。

　　那时的清朝，早失了康乾盛世的气象，南方太平天国运动正炽，朝廷钱包比脸还干净。科举选出的官员，有的只会之乎者也，有的则一心敛财。南川地处四川与贵州交界，汉、苗、仡佬等族杂居，风俗迥异，矛盾频生。加之天高皇帝远，朝廷管束不及，南川这类边远之地，便成了“基层治理困难户”。魏崧来此任职，既管行政，又须调解纠纷，活脱脱一个“全能打工人”，而他却偏想做出些不同。

　　先说说魏崧的“闪光点”。那会儿读书人想考科举，得先凑齐报名费、试卷费，穷人家孩子连门都摸不着。魏崧一看这情况，拍板搞了个“教育改革套餐”：对官办的“乡学”拟定了“乡学十条”，老师不必非是科举出身，懂种地、会算账、能断案的都能来教书;课程也不只念四书五经，还教怎么种庄稼、怎么算账本;甚至设了“助学基金”，用学校田产的租金帮穷学生交考试费，交不起钱的还能去修校舍、清河道抵账。这么一来，南川考科举的人多了不少，老百姓一开始还挺感激他。

　　修桥修路这事儿上，魏崧也挺有想法。以往建桥多固守旧址、沿用旧法，水患一至便易损毁。他却不拘成例，将南川的虹济桥(后称土桥，川湘公路改道后渐废，昔为交通要冲)拆除重建，深筑石基，并略移桥位，避开易淤积泥沙之处。桥修好后，他还改名叫“永镇桥”，意思是“镇住水患，保大家平安”，听着就特安心。可转头修城墙时，他犯了个大错——为了凑钱，他按百姓家里的人口和田地收“建设费”，这可是破了清朝“永不加税”的规矩，老百姓心里开始犯嘀咕：这官怎么变味了?

　　更让人糟心的是，魏崧的好政策慢慢都走了样。“助学基金”没人监督，底下的小官吏偷偷把钱揣进自己腰包，试卷费越涨越高，穷学生反而更难了;本用来存粮食防饥荒的“救济仓”也成了他加税的借口，说要“充实粮仓”，其实是把钱拿去搞政绩。为啥会这样?因为魏崧在南川行政、司法、财政大权一把抓，没人能管他，再好的制度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要是光政策走样也就罢了，魏崧的“酷吏本色”后来更是藏都藏不住。审案子的时候，他根本不管案情，先让读书人背儒家经典，背不出来就打板子;道士、医生、工匠就得回答本行问题，答不上来也照样挨揍。县志记载：“闻其审案不及讼事，文士则令诵某某书全部，僧道、医卜及执技艺者，则诘以所业，稍不能对，则咆哮震怒，立予笞杖。有道士某骤令诵六字经，道士错愕。叱曰：‘南无阿弥陀佛，尔亦不知耶!’”斥责道士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说这个你都不晓得吗?荒唐不荒唐?老百姓受不了刑罚，直接冤死在牢里，大家再也不敢去官府说理了。

　　收税这事儿上，他更是变本加厉。明明朝廷说过不加税，他却打着修桥、建粮仓的旗号，一遍又一遍地收钱，交不上就抄家、抓人。1853年，南川百姓实在忍不了，爆发了大规模抗税，官民打得不可开交。他还纵容手下的差役欺负老百姓，民间渐渐传开一句民谣：“万民贫瘦一人肥”，说的就是他。

　　最讽刺的是，当初为了表彰魏崧的功绩，地方上给他立了个牌坊。可他离任那天，上千老百姓围着他骂，最后直接把牌坊点起一把火烧了。熊熊大火里，魏崧的“好官”形象彻底烧没了。老百姓还写诗送给他：“他日来游关下过，劝君直走不回头。”意思是：你走了就算了，哪怕是路过来游关，你最好直走，莫拐弯回头进城来，老百姓怕你再来祸害我们。可见当时百姓对县官魏崧的态度。

　　其实魏崧不是一开始就坏，他的悲剧早被时代注定了。清朝考核官员只看“政绩”，比如修了多少桥、考中多少科举，为了拿到“优秀”评价，魏崧把“搞政绩”看得比老百姓的死活还重;加上当时官场腐败成风，他想改革，又不得不靠手下的小吏推行政策，最后自己也陷了进去，从“能干知县”变成了“百姓公敌”。

　　他离任后，新知县一来就把他的政策全废了，之前的努力全打了水漂。这事儿也给后人提了个醒：当官的要是只想着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感受，再能干也没人待见;政策再好，没人监督也会变味;最重要的是，改革得围着老百姓转，不然再热闹也是白搭。

　　魏崧的故事过去一百多年了，但“火烧牌坊”的警示还在：不管什么时候，当官的都得记住，老百姓的口碑才是真正的“功德牌坊”，要是忘了初心，再高的牌坊也会被烧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