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道勇

　　一

　　楠竹山镇大概是因为楠竹山森林公园而得名。但这个名字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古人可不这么称呼。楠竹山镇的前一个名字是铁村乡，因楠竹山公园而改名。那么，铁村有铁吗?

　　近年来，楠竹山镇大力开发红色文旅，挖掘红岩文化，我去楠竹山镇开展活动的次数因此比较多，渐渐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一名史志工作者，对地方志书和历史文化总是比较关注。我手头经常翻阅，并且认为是旧县志中最为完备的一本南川县志，当属民国本《南川县志》。这本县志于1926年修编，担任主编的韦麟书先生，就是现在楠竹山镇(当时称作铁村坝)人。而据当地人介绍，韦麟书一家可谓当地传奇家族：上可考证到他的父亲韦铭竹——一位以陶渊明为偶像的乡村大儒;下可叙述其侄孙韦延鸿——一位长眠于歌乐山上的红岩烈士。

　　楠竹山不知从何时开始有此名，大约是因为山上多楠竹的缘故。查阅志书，南川旧志无“楠竹山”之名，却有“冠岌山”或“冠山”这个名字。据其方位，可以推测“冠岌山”就是楠竹山。民国本《南川县志》第一卷《山》载：“介螃蟹塘之左、杨柳坝之右，山体上下方正整齐，像古头巾，曰冠岌山，俗省称冠山……分小枝旁出北行，蔓延布散于铁村坝。”县志又载：铁佛香云寺位于“东路螃蟹塘冠岌山半，松林蓊翳十余里，山境清幽。明正德三年，僧洪喜创修。”而现在的铁佛香云寺正位于楠竹山半山腰，说明楠竹山在古时即为冠岌山无疑。这座古寺始建于明代正德三年或更远的年代，距今至少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铁村坝于1953年建乡，名铁村乡，属南川县水江区。1992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南川县进行了一次撤区并乡，撤销区一级建制，铁村乡与石墙乡合并成立石墙镇。重庆直辖后，在1998年，经重庆市批准，南川又恢复了铁村等5个乡的建制。2015年，铁村乡更名为楠竹山镇。

　　铁村之名因何而来呢?顾名思义，应与此地有铁厂或铁矿有关。现在楠竹山镇还有一个村名为锅厂村，亦与铁相关。据《南川县志》记载，南川矿产主要包括煤和铁，煤主要产于南川南部地区，而铁矿则多分布于北部地区，尤其以铁村坝为最。“惟北路双河场至松子溪(均在铁村坝境)，有铁无煤。”“青矿(铁矿中含铁甚丰者)矿质色青……可铸锅及铧，北路铁村坝产焉。”可见铁村坝这个地方产铁，其名不虚。

　　我们现在去往楠竹山镇，不需要从楠竹山上翻越，只需从北固永生桥经过茶土坎、水鸭凼即可直达场镇。铁村之名，历时久远，而镇以楠竹山命名，不过十年。所以人们有时在口头上仍称楠竹山镇为铁村坝。这是历史地名在消失过程中，人们潜意识里的一种记忆和怀念。

　　古之人以“冠岌山”或“冠山”命名此峰，因其山形如方正整齐之头巾，也可见古人命名时深厚的文化意趣。屈原在《离骚》中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高冠岌岌”，是指人们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显得非常有知识与礼貌的样子，其意蕴正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敬仰。可惜，冠岌山这个名字似乎已被遗忘。不管是楠竹山还是铁村，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深藏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记忆，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

　　二

　　我们从1926年一位南川知事说起。

　　民国建立后，对县官的称呼，有时叫统领，有时叫司令，后来基本称知事。柳琅声，1925年5月任南川县知事，次年6月调离南川。他是一名文人，在南川县只任职了一年时间。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偏于西南一隅的南川县，虽隐蔽于大山之中，却仍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从1912年到1925年的十四年间，南川县的知事如走马灯般换了三十八位，柳琅声是第三十九任知事。那时的南川县，县知事的奇事怪事多了去了：有的只任数日或数月便跑了，最短的只有十天;还有的县知事，不是来“知事”理政的，而是来捞钱的。这真是民国南川官场之怪状。但其中也不乏锐意改革、有所作为的知事，柳琅声就是一位。他既为文人，便很想在“文”事方面有所建树。

　　柳琅声是贵州印江县人。柳家是黔东大族，诗书世家。他的父亲参与过《贵州通志》的编纂工作，任副总纂。家庭的文化传承对他影响深远。1925年，四川省府行文各县，“通饬各属续修县志”。有人认为，社会如此动荡不安，哪有闲心修志?但柳琅声认为，乱世修志比平世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因为平世之文献资料可存，而乱世“衣冠涂炭，典籍销沉”，若不加以收拾整理，将来必无法补救。他把修志工作纳入县议会议程并形成决议。因此，虽然柳琅声在南川仅当了一年的县知事便去职，但《南川县志》的编纂工作持续了五年，最终总纂成书。作为一县之长，他无暇直接担任总纂，必须物色一位南川本籍人士来担纲。

　　柳知事于是在南川物色能够担任《南川县志》总纂的人选。他找到了铁村坝的韦圣祥(即韦麟书)先生。因为他刚到南川，就听南川人说，韦圣祥是南川饱学之士，堪当此任。韦圣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韦圣祥是铁村坝茶陵溪人，出生于清光绪元年。要了解韦圣祥先生，必先了解其家族，尤其是他的父亲韦铭竹老先生。

　　韦铭竹是铁村坝一带有名的读书人。他饱读诗书，以孔颜圣人为榜样，不追求功名利禄，而崇尚自然淡泊。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慕陶”，即仰慕陶渊明之意。他为人坦荡，诗书传家，颇有隐君子风骨。柳琅声知事多次从县衙前往铁村坝，从当地民风与口碑相传中，得知其父韦铭竹的为人处世风格，柳县长欣然提笔写下《慕陶先生传》一文。文中写道：韦公“性旷逸，不屑荣利，平生酷慕陶渊明之为人。于陶诗尤喜其清悠淡咏、动合自然，因以‘慕陶’自号。其安于贫约、环堵萧然，箪瓢屡空……而翁晏然泊然，惟以琴棋书画、雕刻及钓鱼、看书、赋诗、饮酒为娱，尤与陶公(即陶渊明)神似。”韦慕陶先生嗜爱古书及唐宋文字，过着清贫生活，却愈穷志愈坚，读书愈勤，常把书带到田间地头，稍有闲暇便朗诵诗书，旁若无人，真似一位世外隐士。慕陶老先生甘于清贫，崇尚诗书，乐与圣人为伴。他在家中的断墙上写下“寻孔颜乐处”几个大字以明志，还自题一联：“燕喜飞鸣终小鸟，松虽盘曲亦神龙”。这样一位清高的文化人，却又乐善好施：虽不屑荣利，却十分体恤民情，遇邻里难事，乐于相助;教人子弟，从不索要报酬。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韦慕陶先生虽“箪瓢屡空”，仍以看书、赋诗为娱，与陶公何其相似。陶公与慕陶公，时空相隔一千五百年，却宛若一对挚友。

　　韦圣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儒学世家。受父亲熏陶，他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熟读诗书古文，七岁便能写辞作赋，十五岁被录取为南川县学生员，考取秀才，受到当时重庆知府王艺庵先生赞赏。十七岁时回到铁村坝，开始为乡民讲学授徒。民国建立后，被聘为南川县学主讲老师。以至于当时南川人人以能做韦圣祥先生的学生为荣。这样的人才，实为铁村坝文化之大观。

　　柳琅声到南川赴任，刚一下车，便听南川人盛赞韦圣祥先生的博学多才，于是决定聘请他担任《南川县志》的总纂。韦圣祥先生不负众望，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五十余万字的县志编纂工作。这正是铁村坝的代表人物，是高冠岌岌的楠竹山下文化传承所结出的硕果。

　　可惜天妒英才，韦圣祥先生完成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县志后，于民国二十一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这部《南川县志》，可谓南川自清代乾隆十三年有志以来，最为完备详尽的一部志书。

　　柳琅声知事于1926年离任南川后，仍与韦圣祥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官员与布衣，因共同的文化基因相谈甚欢，成为至交。其时韦铭竹已逝世，但柳琅声有感于“慕陶”先生的为人，为其写下《慕陶先生传》。该文现镌刻于铁村坝茶陵溪(小地名)韦铭竹墓前。韦圣祥先生去世十三年后，即1945年，南川知名人士、重庆《世界日报》主笔田楚侨先生约会韦圣祥先生的弟子们，为先生撰写墓志铭。田楚侨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建抗战胜利纪功碑时碑文的撰写者。他深深崇敬这位南川的文人先师，便发动韦圣祥先生的学生为其撰写墓志铭。由此可见韦圣祥先生影响之深远。时任四川大学教授、韦圣祥先生的学生庞俊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而为韦圣祥书写墓志铭的人，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全国知名书法家——陕西吴兴(现安康汉阴)人沈尹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