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梦洁

　　初冬的寒意，是踩着晨雾里第一声猪的嘶鸣闯进古花镇的。那声音高亢、短促，甚至还带着几分决绝，划破山坳里惯常的岑寂，像一个不容置辩的宣告——年的序章，就此开启了。

　　人们循着这声音聚拢，脸上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庄重与欢喜。锅底烧得黝黑的大铁锅里，沸水翻腾，乳白的雾气滚滚而上。左邻右舍将养足一整年的肥猪赶出圈，几个彪形大汉两两一组肩抬竹竿，把四仰八叉、烫好毛的猪卸在木门搭的临时案板上。接着掌刀的师傅出场，对着白花花的肥猪开膛、分解……空气里弥散着热腾腾的腥膻气，更是伸手就能握住的丰饶之气。这便是刨猪汤了——柴火灶上铁锅里蒸腾的，是川渝人家沉淀了千百年的岁月滋味，是土地对于辛劳一年的人们最直白、最滚烫的犒赏。

　　这犒赏的源头，深埋在农耕文明的肌理里。乡下的日子是挂在农历上一页页卷了边翻过去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是人与土地最朴素也最默契的约定，付出一分气力，便盼着有一分收成。

　　于是，刨猪汤成了这契约最终、也是最隆重的兑现。在乡下，圈里饲养的仿佛不单是牲畜，更是农户们天天悉心伺候着的“活期储蓄”，是主妇们每日剁猪草、拌糠麸喂养出的希望。日子稍进腊月，手艺娴熟的杀猪匠变得繁忙，他的日程被各家的仪式提前邀请。左邻右舍都来帮手，烧水的、按腿的……热闹得像一场小型的庆典。在嘶叫声中，新鲜的猪肉被迅速分解：猪蹄一般留给家里最惦记的客人，以表达无以为报的感谢;最好的五花、坐墩儿要留下制成腊肉香肠，挂满灶房的房梁，那是未来一整年油水与美味的保障;而剩下的大骨、猪血、新鲜的猪杂，尤其是那滑嫩的内脏，便端上了桌，有了最及时、最慷慨的归宿。

　　刨猪汤之“刨”，源于用滚水烫去猪毛的关键工序。主人家会用最新鲜的食材，旺火快炒，熬煮成一大锅浓香四溢的杂烩汤，宴请杀猪匠与所有搭过手的乡邻。汤里，滑嫩的猪血旺如盛开的褐红色豆腐花，肠、肚、肝、肺切得粗犷，在油汪汪的汤面上载沉载浮，再撒上一大把翠绿的葱花与香菜提味。这汤滚烫、泼辣、滋味来得猛烈，夹着刚出宰杀的“生猛”气，像极了农人本身的性格。围坐的人捧着海碗，呼噜噜地喝着，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这一碗下肚，一年的风霜雨雪仿佛都被这暖意霸道地驱散了。刨猪汤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简单的口腹之欲，成为了一种集体的情感图腾，既是对过往辛劳的隆重告慰，也是对新年最扎实、最丰盈的期许。

　　当时光静默地漫过田埂，乡村在节律性的热闹之后陷入更深的沉寂，养猪的庄户人家越来越少，年关的嘶鸣在有些村落成了绝响。刨猪汤，连同它背后那套完整的邻里协作与情感交换的仪式，仿佛也随着老一代人的凋零，面临着沦为记忆的风险。

　　于是，“刨猪汤节”应运而生。它不再只是哪户院坝里的私宴，而成了公共节日。

　　日子依旧选在腊月，但请柬发向了更远的城市，在很多个乡镇的周末连轴举办，串联起整个冬天。当年的杀猪匠、篾匠成了舞台上展示传统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城里打工返乡的邻里变成了维持秩序的志愿者，我同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一起，聚拢成了好奇的游客。大铁锅从灶台搬到了广场一角，烧火的松柴噼啪作响，更像是一种表演性的宣告。猪，依旧是现杀现做，流程一丝不苟;汤，还是那锅汤，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掌勺，飘来的味道刚好呼应了记忆里的“标准”和“地道”。

　　席开百桌，游客们举箸品尝。在古花镇的这场刨猪汤宴里，除了传承技艺、留住了形式，甚至复兴了某种热闹。我坐在那人声鼎沸的圆桌前，耳边传来灶台师傅催促“火再大点”的焦急声，邻居大婶满身猪油腥气上菜时啰嗦着“娃儿多吃点，长得壮”的唠叨声。就着一口滚烫的猪血豆腐汤下肚，看着台上中奖的幸运游客嘴上还沾着油水、扬着手臂掂着新鲜的五花肉，心里充满了一年来最膨胀的满足感。

　　如此暖心的创意，让刨猪汤成了乡村腊月里最动人的联结。它让一种行将消逝的民俗获得了官方的命名与保护，以一种集约而壮观的方式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也许，让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并非刨猪汤的绝对味道，而是熬煮那锅汤的整个“场域”。是人与牲畜之间那份沉重而亲切的共生关系，是劳作中无需言说的默契与协作，是成果共享时毫无保留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慷慨，是在城市里永远无法完全复制的、将生命节奏与自然节气、与朴素人情深深绑定在一起的“乡情”。喝进心里的那口汤之所以滚烫，是因为它被那份对土地的虔诚，对劳作的敬重，以及对身边每一个具体人的体温般的关怀，一同煮沸了。

　　起身离席，宴席桌上的碗碟很快被收进乡邻们腰间顶着的大剔盆，翻台的菜已从后厨传上了餐车，等着吃第二席的人们踮着脚、朝着桌上望了又望，吃得满足的游客们欢声笑语拉得悠长。我回头望去，广场上那口大铁锅仍在冒着袅袅白汽。年，终究还是要这样热闹地过下去的。

　　而我们，每个人都一直期待着这样滚烫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