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泰湧
每一次到南川，或山、或树、或水，总会有一些感悟，总能写下一点文字。但这一次去南川，是深秋，我看的不再只是绿的山和红的叶，我看的是工厂和人，准确的说，是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些厂房和已经深藏在历史中的那些人。我站在灰蒙蒙的厂房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斑驳的墙壁——墙皮簌簌落下，像极了滚落的眼泪。那一刻，所有准备好的感悟都堵在喉咙里，只觉得，与其用文字记录，不如静静听它诉说。
南川新打造出了一条东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不少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前去打卡，他们知道，在“历史”的背景墙前，更能张扬他们生活的精彩。他们在复古的背景墙前寻找“历史感”，而几步之外的博物馆，正藏着南川真正被改变命运的“历史内核”——那是比“七八十年代风格”更厚重的记忆。
东街旁边就是南川博物馆，很小巧，南川古称隆化、宾化，虽有着1300多年的建制史，但和很多地图上的地名相比，显得还是颇为年轻，更何况其一直是以“县”为行政规模，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和地图上，都并不瞩目。
也因其不瞩目，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在南川境内陆陆续续筹建了宁江机械厂、天星仪表厂、红山铸造厂、红泉仪表厂、庆岩机械厂和7012研究所等工厂，这也成为了南川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次战略机遇和重要篇章。不独在南川，重庆很多区县的发展都曾受益于这次工业大迁徙，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受到了巨大影响，加快了整个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这就难怪在两层展厅的南川博物馆里，有关三线建设和六家三线企业的展陈和介绍占据了整整一层楼。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博物馆里展陈的是辉煌，可当我站在那些工业遗址面前，却是对岁月流逝的感慨，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企业经历过“军转民”，又经历了国家“八五”三线调整迁建，没有一家企业还在南川境内，有些子弟校赠送给地方，朗朗读书声还在，也让这些建筑得以新生，但是绝大多数厂房处于闲置状态，多年未使用，有些危房已经拆除，有些被南川区相关部门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作为工业遗迹保护了起来。
在金佛山西坡，曾是天星仪表厂的旧址，原来的厂区道路改建成了进金佛山景区的大路。李林芮是景区工作人员，她介绍说，天星仪表厂的生产设备和员工都迁往了成都，最初景区建设时他们还利用了这些留下的宿舍作为办公和值班住宿，而景区的道路，一些桥梁，都是利用了原有的厂区设施。
在一条小河边，已打造出了一个旅游风情小镇，与天星小镇隔河相望的是由原来的几栋职工宿舍改建而成的“金佛山三线酒店”，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这也是这批工业遗迹被活化利用得最好的地方。再往景区方向前进，也就是进入到天星厂厂区的纵深处，路旁还伫立着一座32米高的红砖砌成的烟囱。
“这是厂里以前动力车间烧锅炉用的烟囱。”54年前，8岁的刘常琼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来到了天星沟，长大后她也进入了这个工厂工作，直到1999年随工厂迁往成都。退休后的她常常回南川小住，来看看天星沟，并且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远去的天星沟》，讲述她和很多三线人的故事。
很巧，正在给我们介绍大烟囱历史的时候，电话响了，她书中《担潲水的娃儿有出息》一文的主人公敬光怀得到她回天星沟的消息，追了过来。敬光怀是她的同龄人，天星厂的第一批干打垒房屋就建在他家对面的山坡上。“沾厂里的光，我家用上了电灯，最重要的是天星厂开阔了我的眼界，改变了我的人生，”敬光怀见到老朋友颇为激动，“厂里的文化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谁会想到这个曾经在厂区宿舍楼收集潲水的小孩13岁考上中专，16岁进医院当上医生，后来成为了深圳一家医院的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退休后，他又回到了天星沟。
朱从碧和丈夫周定众曾是红山铸造厂的第一批职工，1967年就来到因映山红而命名的红山厂，1999年随厂迁往巴南，退休后，老两口又回到曾经开满映山红的这个山沟里。在他们的记忆里，那是他们火热的青春，他们眼里看到的到处都是“好人好马上三线”，耳朵里听到的到处都是“万众一心建三线”。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我尊重老人们的情怀。
但，这一首苏东坡的《浣溪沙》还有最后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问南川区作协主席雷坤强，很多地方对城市更新中的工业遗产如何处置态度各不相同，为什么南川要保留着这些厂房?难道只是为了给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留下记忆?
雷坤强沉默了半晌，抬眼望着那座高耸的烟囱：“我觉得这段历史对于南川特别珍贵，而这段历史所蕴藏着的精神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更为珍贵!”
前辈们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再次书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历史新篇章，就得踏着前辈们踏过的步子，喊着前辈们唱响过的号子。
这些工业遗迹是无声的，但人们站在它们面前，却是能听到那些歌声的。
它们在唱：“历史属于奋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