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叶竹

　　广义的重庆话是指居住在重庆市区和各区县的居民的地方方言，归属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的西南官话，是西南官话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方言之一。而狭义的重庆话是指流通于重庆主城九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巴南区、大渡口区、北碚区等)的地区方言，且又与行政区划上的其他区县上作出分别——在重庆全市范围内还存在万州话、丰都话、江津话、南川话等各具特色的区县方言。重庆话是隶属于西南官话的分支片区，虽然西南官话被诸多方言专家和大众认为是“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是最高的”，但是重庆话却是其中较为独具特色的或是丰富性较高的一种地方语言。

　　重庆话的兼容性是显而易见的。重庆话是以古代巴蜀方言为基础的，拥有较深的语言历史积淀，部分地区仍然保留唐宋时期的声母“kh”等。重庆市拥有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中的55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在渝东南，酉阳、黔江、秀山、彭水、石柱、武隆、南川等地均有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各族人民聚族而居，并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交流影响的文化状态，如重庆黔江地区话中“马喇”在土家族语言中意为“牧马”，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与艺术文化，并且在少数民族语言和传统重庆话中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成为重庆话语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中《黄杨扁担》和《太阳出来喜洋洋》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目已成为重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重庆民间文化的代表。在重庆的航班落地时机舱内播放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总能让奔波的旅人卸下疲累，回归飘腾着火锅味的家中。政府和社会各界亦对少数民族之于重庆方言的影响和意义极其重视：南川区南平政府对当地苗族文化与语言实施相应保护和传承措施，并以旅游业、手工业等经济方式加强重庆话中苗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延续;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重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聚焦于尚未被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庆本土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保护和传承。

　　重庆话具有长久延续的坚韧性。重庆话在千百年来的传承中少有断折、失传或是改变，重庆又被称作“山城”“雾都”，平原较少，山地地形丰富，约占其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山地地形方言词汇，如垭口、岩(an)、坎、坪、倒角(dao guo)等。早年间，也正因为山地地形丰富，不便的交通成为重庆与外地难以流通、重庆人与外地人难以交流的原因之一，甚至于重庆区县与区县之间诸多方言发音、词汇、句式等亦有较大差距，如南川区传统方言中轻塞音、平舌音、浊边音、额音居多，如就是(dou si)、这里(zi ber)、这么(leng nge)等，而城口方言中翘舌音、前鼻音居多，如三(shan)、做啥(zhushazhi)、那么(nenmo)等。重庆区县山区农业以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农业为主，小农经济占主体，民众生活稳定，历史上除了清朝时期湖广填四川和民国时国民政府迁都以外，大多区县方言难以受到较大改变和外界影响，因此，重庆方言能成为研究各地区域文化特征的有强大佐证力的重要历史材料。

　　重庆话具有幽默诙谐的市井生活气息。在重庆话中，“言子儿”用来描述“老方言、梗、本土特殊表达”等含义，比如“聊天”被讲为“摆龙门阵”——相传明清时期的说书人经常讲薛仁贵的龙门阵的精彩故事，“龙门阵”本身阵势变幻莫测、各种变化可攻可守，恰好符合起伏转折的重庆方言说书和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评述，于是“摆龙门阵”这一“言子”便流传至今。重庆话大多是带着趣味性的，数不清的叠词和儿化音为市民生活增添了数不清的情调与温柔，“勺子”被称作“瓢瓢儿”，“鱼”被戏称为“鱼摆摆”，“纸片”被叫作“纸飞飞儿”，这些词汇助推重庆人民的日常交际变得友善，反观之，或许正是重庆人民对于生活的热情善良乐观精神才造就了这些“言子儿”的诞生和传承。

　　重庆话是有着多种承载方式的。《广韵》记录了“菢鸡母”的相关文释：“菢，鸟孵卵”以及《戏曲剧本选集》中亦有“手扒栏杆过桥嘴，但见乌鸦跍几堆”等地地道道的重庆方言。除文典上记录传承的文字性重庆方言以外，川江号子也是重庆话传承至今的文化瑰宝之一。川江号子是川渝地区川江流域船工们为了统一节奏动作，于民间自创的传统民间歌唱形式。其由号工领唱，船工帮腔合唱，一领众和，歌声高昂尖锐，声调起伏明显，以传统重庆方言为创作基础，以水船劳动、日常生活和自然风光为创作内容，是研究重庆民生特质、人文自然和方言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十八扯》《逆水数板号子》等经典传统号子曲目至今仍被传诵和表演，“前面懒弯弯儿喔，防到梭滩滩儿喔”“大白天要遭勒，勒到要出血”“泥鳅背，滑得很;滑得很，踩得稳”等重庆方言歌词，无不令人遐想到“朝云暮雨浑虚雨，一夜猿啼明月中”的三峡月下雨中的船工们合力拉纤、勇对激流的劳作场面，广阔的天地之间，峻峭的河崖之下，重庆老百姓不辞辛苦大有作为。另一样能与川江号子相提并论的方言文化便是重庆的山歌和曲调。以重庆木洞山歌为例，石柱“啰儿调”歌词和曲调内容广泛、兼收并蓄，巴渝先民在乡间自娱自乐、歌颂生活的歌舞形式被称作“竹枝”，据今人考而未证，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听“竹枝”后创作“竹枝词”，将木洞的民间山歌传播至宣纸书简之上，被后世苏东坡、杨万里、郑板桥等文人留墨和传承，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重庆梁平的“抬儿调”亦是梁平区域内的一种传统民间音乐形式，幸运的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江锐先生在30年前的青年时期实践探寻过归属于“抬儿调”中的本土乡下歌调“梁山调”，在对他的访谈中，我了解到梁平的“梁山灯戏”和“抬儿调”都是以重庆梁平地区方言为歌词创作基础，以唱、奏、演表现形式的传统曲调，其中“梁山灯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念白和唱词多为世代耕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下里巴人”编创，口语化的方言台词诙谐生动，歌调婉转高昂，剧情摹画民众生活，不仅有利于剧目的口口相传，也让观看的百姓没有障碍地吸收到曲调故事传达出的浓厚乡情;“抬儿调”是梁平高山抬工在劳动中哼唱的乐曲，由劳动号子演化而来，演唱时整齐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嘹亮悦耳：“远看坡坡陡哟，伙计好生走哟。踩起有点滑哟，紧防达扑爬哟……”亲切的方言调调无不反映出重庆百姓们的高亢劳动热情和积极生活态度。重庆话的这些承载方式亦展现出重庆话的深厚性和发散性。

　　重庆方言的兼容性、坚韧性、趣味性、深厚性和发散性是其瑰丽的宝藏，也是重庆地区百姓生活的文化展现。重庆方言是广而厚的，难以切入透析，也难以总括其所有特质和精髓。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重庆方言的喜爱和对重庆百姓的赞美，以及对像江锐老师一样热爱方言文化和乡土人间的学者的敬佩——重庆方言是重庆人民可贵的精神体现，亦是在我内心深处对于淳厚热情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