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半条黑乎乎的皮带，至今清晰保留着用刀切割的痕迹。80多年前，在一段艰辛而伟大的征程上，它被主人用小刀切成若干段，烧焦、刀刮、水煮后用以充饥。就算是这种“食物”，它的主人每次也只有吃3小段的“份额”。 　　它的主人叫任弼时。他和同志们相伴走过的这段惊心动魄的长路，叫做长征。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草地上的敌人，有时是数倍、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有时是不知藏于何处的致命沼泽，更多的则是不停啮咬他们胃和神经的饥饿与疲劳。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吃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被精心保存。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其交给李少清。后来，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如今，这半条皮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同穿越时空的信函，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如钢似铁的奥秘。 　　我们无法统计，在那段伟大的征程中，有多少人在饥饿疲惫中沉默地倒下，从此与大地融为一体;又有多少人含泪告别战友，坚强地继续前行。 　　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在80多年前的远征中，这支势单力薄、却斗志昂扬的队伍，这些宁肯用皮带充饥、仍保持严明纪律的军人，这群衣衫褴褛、依旧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身上迸发出的、至今震撼人心的精神伟力。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正是这样坚定的革命理想，正是这样坚定的必胜信念，走出了人间奇迹，为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 　　今天，当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端详这半条皮带，感受它所记录的传奇，总有一幅画面在脑海中清晰展现——连成一线的红军相互搀扶，沿着红星照耀的道路，攀越雪山，闯过草地，走向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贵州遵义习水县土城镇。从赤水河畔的土城渡口出发，拾级而上，沿着土城古镇老街，便可抵达四渡赤水纪念馆。 　　展柜内，静静躺着的两枚铜板，散发着历史的光晕。这不是普通的铜板，而是国家一级文物，四渡赤水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聆听赤水河的淙淙流水声，俯身静静阅读两枚铜板旁的文字说明，耳畔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刚召开不久，彪炳史册的四渡赤水战役，在习水县土城镇拉开序幕。 　　乍暖还寒之时，贵州莽莽大山里，那些被反动派榨干的“干人”(贵州方言，穷人)的冬天还远远没有过去。 　　2月19日，红军途经习水县二郎坝，这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里赵老汉家有三个儿子，两个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只剩下16岁的小儿子赵奇志。 　　还没出正月，赵奇志家准备过年吃的洋芋和包谷籽就被土匪抢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陶罐。 　　快天黑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狗叫声，赵老汉以为搜刮东西、抓壮丁的又来了，赶紧让小儿子躲起来。没想到来的是红军，他们说自己不是坏人，只是想借锅烧一下水。 　　赵老汉把屋里的吊锅拿出来，又把躲在树林中的儿子赵奇志叫了回来，帮红军烧火。晚上，赵老汉请战士们到屋里休息，战士们说部队有纪律，婉拒了赵老汉的好意，都睡在屋外。 　　第二天，为了表示感谢，红军战士帮赵老汉家挑水，不慎将他家的空陶罐给打碎了。赵老汉见状忙说没关系，是空罐子。 　　“打烂百姓的东西就要赔，这是咱们红军的规矩。”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答应，当即掏出仅有的两枚铜板，赔给了赵老汉。 　　赵老汉见多了蛮横的国民党军队，却从未见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内心感动异常。红军走后，赵老汉父子俩用竹条把破陶罐精心编扎起来，这两块铜板他终生都没舍得用，后来留给了赵奇志。 　　赵奇志也没舍得用，最后将两枚铜板和破陶罐，一起捐给了四渡赤水纪念馆。 　　红军的作风，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红军所到之处，各族群众争相帮助筹粮筹款，当向导，送情报，救护安置伤病员，协助红军作战，“趋之若狂地纷纷报名参加红军”。 　　“共产党好、红军好”，长征路上播撒下的种子，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他们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使得党和红军最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打烂百姓的东西就要赔，这是咱们红军的规矩。”站在赤水河边，远眺着历史长河的波涛，86年前的铮铮话语，如今仍在奔流激荡。 　　小小铜板，却如精神丰碑，穿透烟云，铭刻不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新华社贵阳4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黄垚 　　87年前的秋天，江西于都河畔，一支8.6万人的大军集结于此。 　　此刻，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的“铁桶计划”日益逼近，意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红军战士们猜测着转移的方向：广东、福建，或打到南昌。但很多人不曾料想会调转向西，从此铁流二万五千里。 　　五岭逶迤、乌蒙磅礴，展开毛泽东作于1935年秋的《七律·长征》手书，这次命运攸关的远征、这段震惊世界的传奇跃然纸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实际上，红军经过的江河，大多刺骨森寒。 　　1935年1月2日，战斗在天险乌江打响。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间是250米宽阔江面。“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泅水极感困难……”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详细记述了渡乌江的场景。敌军守江团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凶猛”。 　　“更喜岷山千里雪”。雪山延绵千里，草地了无人烟，行军艰难与粮食短缺交织。 　　“每人每天只有2两青稞粉，根本无法支撑体力。”红二方面军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回忆说，后卫团一路上看到牺牲的战友，有的倒下时嘴里还嚼着吃一半的野草;有的牺牲时背囊里还剩下些青稞粉，他们清楚粮食有限，死前尽量省下一点给战友…… 　　像航船在大海中，即使看不到海岸，仍然方向坚定。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将巍峨高山、奔涌江河，一步步甩在身后。 　　以血肉之躯，杀出北上通道。 　　1935年9月16日晚，起床号划破夜空，红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腊子口挺进。 　　“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评价腊子口的战略地位。 　　在山口如刀斧劈过一般的腊子口，敌军控制周围制高点，凭险扼守，红军难以突破。一筹莫展时，一名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在长竿一头绑上钩子，硬生生从绝壁一段一段攀到山顶，15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挨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后面。正面进攻的敢死队再次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号子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寂静山岭。 　　翻越艰险的山脉，跨过水流湍急的江河，突破无数关口和封锁线。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红军靠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出发时始料未及的长征，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毛泽东为其亲笔写了《七律·长征》，后来被收录进《红星照耀中国》。在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提起这首诗，也留下多幅手迹。 　　无数艰难险阻，在《七律·长征》短短56字中等闲飞过。收藏于国家档案馆的毛泽东1961年题写的手书诗词中，有两个“浪”字，成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份手书笔力遒劲，一笔一划都在向世界宣告：为了崇高理想的征程，乘风破浪，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有一位少年，名叫“云贵川”。 　　80多年前，他在贵州加入红军长征队伍，家中穷苦，没有名字，战友们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名称。 　　1935年5月29日，血色漫天。 　　当“云贵川”等22名勇士踏上泸定桥桥头时，在他们面前的，是横跨在大渡河上、闪着寒光的十三根铁索，还有把守在桥那头的敌人军队。 　　如今，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段铁索，铭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天险大渡河，河水翻滚咆哮，百余米的泸定桥，早已被敌人拆去了桥板。踩着摇晃的铁索，“云贵川”和战友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向对岸前进。 　　枪林弹雨打得铁索叮当作响，“云贵川”和战友们腰缠手榴弹、背着大刀、手提短枪，冒死匍匐爬行。 　　抵近敌岸，敌人又在桥上燃起熊熊大火。铁锁变得滚烫，手掌、胳膊被烫得滋滋作响，勇士们咬牙冲锋，夺下桥头，并与后续过河的战友们奋勇杀敌，最终占领泸定城。 　　开国上将杨成武回忆说，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还是飞夺泸定桥。 　　22位勇士杀开血路。他们身后，千军万马走过了泸定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通过这座铁索桥，进入泸定城。 　　5个月后，毛泽东写下“大渡桥横铁索寒”。一个“寒”字，既是对严峻战事的真实描述，也是对红军付出牺牲的彻骨痛惜。 　　22位勇士，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左右，当时4人牺牲。多人的身份无从考证，其中就包括“云贵川”。 　　根据战友们的描述，只知道他是一名苗族小战士，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脸带褐黑色，眼大而有神。因从小跟着父亲在深山密林采药、打柴，攀崖涉水很内行。后来，“云贵川”在攻克腊子口的战斗中也立下了战功。 　　他的家乡在哪个村庄，他最后的热血洒在祖国何处，他的亲人对他有着怎样的等待和牵挂?这些都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一段段斑驳玄黑的铁索，一定见证过勇士的青春和勇毅;今天云贵川地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定如战士当年所愿。 　　有人说：“长征是一群年轻人来完成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无数人像“云贵川”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来不及留下只字片语，都是无名英雄。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云贵川”是一个人，更代表一群人。他们有名或无名，都会被我们铭记。他们的英雄壮举，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丰碑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姚兵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清晨，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随风飘扬。 　　两千多公里外，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把布满岁月痕迹的小提琴。它的主人聂耳，曾在战争烽火中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典曲调。后来，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一把琴、一首歌、一面旗，相伴相依，生生不息。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他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赋，被称为“耳朵博士”，后来索性改名为聂耳。1930年，聂耳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利用一切工余时间自学音乐。1931年初，聂耳在“云丰申庄”打工，靠帮助昆明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片，拿到昆明逸乐电影院放映，获得了100元酬金。这把小提琴就是用这笔酬金中的一部分购买的。 　　聂耳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由家信知道逸乐电影院送我一百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violin(小提琴)和一些零件。Violin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当我奏起那常常呼为《Dream》(梦幻曲)的乐曲时，虽然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也够快活了。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从那以后，小提琴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伴侣。 　　细看收藏在云南省博物馆的这把小提琴，做工并不精致，质量也不属上乘。一些地方油漆已经脱落，琴马、琴面等地方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磨损痕迹，但大部分还是完好的。琴箱内有德文两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罗斯工作室;第二行：制作于德国马克诺伊基兴镇。 　　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四处被传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慷慨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最强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母亲和几位亲友将包括小提琴在内的聂耳个人用品、作品手稿、文章文稿、小说、剧本、日记、书信等近5000件遗物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 　　“聂耳酷爱小提琴，他的多数作品都是用这把小提琴创作的。为什么聂耳的乐曲能够鼓舞人心，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孤独在社会之外，而是把他的精神、思想全部融合在社会里，用这种精神来创作。”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说。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梦想交汇点上，让我们高唱国歌，振奋精神，踏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节奏，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华社昆明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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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王学涛 徐伟 　　一封“情书”承载着什么?从“红色恋人”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信中，可以读到爱情和友情，更读出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初心”。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1924年，在上海赴广州的船上，望着平静的大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给恋人石评梅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高君宇故居纪念馆负责人史锦明在这里工作了23年，不知给多少游客讲过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恋情，无数次思索这是怎样高尚的“历史使命”。 　　“他将革命与爱情分开，但又同样爱得奋不顾身。他的另一个世界不属于石评梅，也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这种思想和精神境界永远不过时，启发一代代年轻人对事业、学业、爱情等进行思考。”史锦明说。 　　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一户有名望的人家。受父亲影响，他思想活跃，赞成新生事物，向往革命。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等人秘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当年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高君宇比石评梅大6岁。石评梅17岁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是进步女作家。 　　两人初识是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之后，他们谈人生、谈理想，高君宇还给石评梅修改诗句。 　　在山西博物院，可以看到高君宇写给石评梅的11封信。部分信笺已泛黄，红格竖栏间依旧散发着墨香。 　　石评梅在信中倾诉“说不出的悲哀”，高君宇回信宽慰她：“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 　　信尾他鼓励石评梅：“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 　　几页素笺，情意绵长。 　　1925年，高君宇因病离开人世，生命止步于29岁。石评梅在悲痛中写下著名散文《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3年后，石评梅病逝，时年26岁。根据生前遗愿，亲友们将她葬在高君宇墓旁。 　　在高君宇的墓碑上，刻着石评梅手书的碑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他们革命青春的写照。 　　新华社太原2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董宝森 唐铁富 孙彪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两页泛黄的作文纸引人驻足，这是杨靖宇少年时代所写的《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偶见一老翁，髯须俱白，面似魍魉，身披褐衾，足跣而行，若呆若迷。从而问之，俯首不答，又问之，凝目泪下曰：‘吾祖仕官，九世同居，金积堆山，地连阡陌，以为终身万无冻馁矣。……延及今日，房屋被焚，地无立锥，族家兄弟苗裔，摧残净尽，渺渺一躯，落为乞丐，聊以度日。’余闻之后，不禁戄然生悲。”虽然文物的一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经过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的辨识转述，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寥寥数百字记述了一位老人在军阀混战中家乡惨遭蹂躏、沦为乞丐的不幸遭遇;也深刻诉说着一位少年对家国命运的忧虑，和发自肺腑的报国情怀。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曾只身与敌周旋数个昼夜，有人劝他投降，但他说，“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面对这篇文章，正在哈尔滨市萧红中学读初三年级的赵庞博思绪万千，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他心里，这篇文章是了解那个战乱年代的窗口。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理解。”赵庞博回忆说，第一次读的时候，自己掉眼泪了，“当时的中国民不聊生，文字记述让我更加透彻地明白，旧时代下普通百姓的流离失所。而今天的我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求学，享受着幸福平安的生活，这是多么天差地别的对比。” 　　刘强敏介绍，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时，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困苦。文章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 　　试想，倘若国家太平、百姓安宁，当年那个刻苦读书的少年定会学业有成，日后以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杨靖宇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捍卫家乡，换来今天的和平。 　　“横31厘米，纵27厘米，重21克。作文用毛笔书写，字体工整，全文共480余字……”纪念馆里，赵庞博和同学们记下了杨靖宇作文的每一个细节。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牺牲，牺牲时只有35岁。如今，战火的硝烟已然散尽，杨靖宇的英雄事迹人民不会忘记，他的精神人民不会忘记。 　　新华社哈尔滨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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