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时代的南川
来源:南川日报 | 时间:2018-07-03 14:41:06 | 评论:0 | 点击:0
  

  刘先忠

  有关南川地区最早的叙述,是成书于公元354年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巴志》引用《尚书·禹贡》的说法,认定大禹在划分“九州”时,把巴、蜀两地列入了梁州地界,而南川地区就在梁州区域内。西周武王时期,梁州并入雍州(民国《南川县志》误认为“省梁入雍”在商朝。按,《尔雅·释地》及郭璞的相关注疏等,均无商代“省梁入雍”一说),南川地区从此在雍州地界。如果那个时期的南川地区有人活动的话,应该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在文明程度上比黄河流域晚一些。

  商、周时期,四川盆地东北部的汉中、大巴山地区有一些原始部落,被称为巴人。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巴人加入了周武王的部队,参加了“牧野之战”。巴人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还唱歌跳舞以戏耍敌人,商朝的士兵因此纷纷倒戈,这就是所谓“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典故。

  因为巴人伐纣有功,于是武王在“克商”之后首先分封的71个诸侯国中,就有一个“巴国”。春秋时期,巴国逐渐向川东地区的长江、嘉陵江、乌江流域扩张或转移。到春秋末期,其核心区已迁移到川东一带。那时巴国的地域十分广大,东到现在的奉节县一带,西到现在的宜宾一带,北到汉中地区,南面连接湖北、湖南、贵州一带。南川地区应该是在春秋后期,才被巴人征服并纳入巴国统治的,属巴国的枳邑。

  巴国实质上只是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四处游走,缺乏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支撑,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巴人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其下还有濮人、賨人(板楯蛮)、苴人、奴人、獽人、夷人、蜑人等多个分支,每个分支分布的区域各异。如濮人,是巴人最大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现四川宜宾、广汉一线到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一带。

  在古音中,濮、僰同音(bó),在先秦时期通常写作“濮”,秦朝以后则写成了“僰”,后世更有人误写成“白”,濮人也就是僰人。据有关研究,僰人在重庆地区的居住地,主要在长江、乌江、嘉陵江等江河及其支流的沿岸,如现在的合川、綦江、江津等地。其依据就是各地存留下来的“濮岩”“僰溪”“白溪”等地名,所谓“以地证人”。

  南川地区是否有僰人居住的证据呢?当然有。目前能够找到的是“僰溪”和“僰水桥”两个地名。“僰水桥”在明成化《重庆郡志》、清乾隆《四川通省山川形势全图》及乾隆《南川县志》中均有记载,它的位置或为现在的“龙济桥”至“福南桥”一带,甚至可能就是“福寿桥”的前身,在南川(隆化)县城去往水潨(现兴隆镇金禾村一带)的古道上。“僰溪”在北宋《舆地广记》中即有记载,且明确为“隆化县”所属;明成化《重庆郡志》称“僰溪”在当时的南川县城西北3里外;光绪《南川县志》则称“大溪河”原名“白水”。也就是说,南川地区的“僰溪”至少自北宋延续到明代,到清代(乾隆以前)才有“凤嘴江”“大溪河”等称呼。这也说明,南川地区原为僰人居住,曾经有长期的共识。

  因此,南川地区已知较早的人类,应当是僰人。当然,这一带也有賨人——也就是板楯蛮杂居,板楯蛮甚至可能逐渐占据了多数。板楯蛮在文化传承上较为顽强,在秦汉时期仍然保留了著名的巴渝舞。武王伐纣时的“前歌后舞”,也可能就是板楯蛮所为。据说板楯蛮勇敢善战,崇信巫鬼,所谓“前歌后舞”,其实就是一种“巫”文化,以仪式壮胆色。现代南川人在劳作(和平时期的战争)、红白喜事等场合的“打闹”“耍锣”“山歌”,乃至耍“龙灯”“板凳龙”等,或许都是这种“巫”文化的传袭。

  进入战国时期,七国称王争霸,巴国也跟着称了“王”。不过巴国的实力与“战国七雄”完全无法比拟,夹在东面的楚国和西面的蜀国之间,经常遭受这两个强国的攻击。公元前316年,巴国西部的蜀国大举讨伐巴国,弱小的巴国只好向秦国求救。其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秦国的张仪和司马错借机引兵把蜀国灭了,但也顺便俘虏巴王,灭了巴国。不过,秦军并没有一鼓作气拿下东部的枳邑,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巴国的小政权苟延残喘,作为秦、楚的缓冲区域。约20年以后,楚国西进占领了枳,彻底灭了巴国,从而直接与秦为邻。秦国于是不高兴,隔几年后起兵夺取了枳地,并顺势灭了楚国。这就是所谓“楚得枳而国亡”的典故。

上一篇:金佛山传奇
下一篇:最后一页